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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流电影的事件改编,形象创设与具身体验
发布时间:2019-11-07 15:32:41   点击数:120

作者:孙丽珍侯东晓

近年来,以《狼勇士2》为代表的一批新主流电影不断刷新票房表现,获得了极好的口碑,这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发展道路上的一种现象。从电影的题材来源、形象塑造和作品接受度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类电影一再被观众认可的原因。

“湄公河行动”的剧照

看着《湄公河行动》(2016)、《狼勇士2》(2018)、《红海行动》(2018)、《我和我的祖国》(2019)等电影,我们发现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改编是新主流电影的重要创作来源。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中,以“英雄形象”为叙事对象,通过场景再现来探询和唤起观众的情感,从而成为赢得此类电影的法宝。本文试图分析改编自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的新主流电影如何通过塑造民族英雄形象来表达意识形态话语,并探究观众形象凝聚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使观众能够更理性地看待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在市场上的双赢现象和口碑。

形象塑造:民族英雄的塑造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呼唤

在小说、电影、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中,存在着塑造人物的问题。即使在新闻报道的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事件中,也有相关人物(如受害者、犯罪者等)的图像。)。然而,不同之处在于绘画、照片、小说等艺术形式中的“意象”是平面的、静态的,但具有一定的“他者性”,即平面意象与受众/读者保持一定的陌生感,不能引起受众/读者的深层共鸣。只有通过消化文本产生的陌生感,观众才能体会到审美愉悦。然而,电影追求的是直观的冲击和身临其境的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奇怪的感觉,所以它更加注重形象的创造。尤其是基于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新主流电影更贴近观众的日常生活,更具亲和力。基于此,真实事件中英雄形象的塑造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呼唤是新主流电影成功的重要因素。

《狼侠2》的剧照

詹姆逊认为,“形象”不是物质的,而是象征性的。换句话说,形象的塑造不仅指形象是什么(物质性),还指形象所象征的某种符号(形而上的意义)。在改编自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新主流电影中,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意味着民族形象、军事形象和民族话语的积极表达。例如,在改编自《10月5日金三角谋杀中国船员》的《湄公河行动》中,一个中国(军事)行动小组被创建来为被谋杀的中国船员寻求正义。改编自《2011年中国海外撤军(北非海外撤军)》狼勇士2,塑造了具有中国精神的民族英雄形象“冷锋”。同样,改编自《也门撤离海外华人》的《红海行动》塑造了一个负责任、勇敢无畏的中国士兵形象,让中国平民在国外撤离。

在这些电影中,民族英雄形象的话语成为传播意识形态的最佳方式。就像在“湄公河行动”中一样,中国缉毒队坚持“为死去的中国人讨回公道”的信念,“红海行动”中“不离开任何中国人”的承诺,以及“东亚病夫,那是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在《狼侠2》中激起的强烈呼声。在上述英雄形象的创作中,创作者在真实事件中巧妙地用家庭和国家背景取代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核心,使个人英雄主义被带有民族情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取代,观众在心理上感受到了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身体体验:形象受众主体的互动建构

“身体体验”一词来源于薇薇安·索布克(Vivian SoBucek)提出的“感官体验”一词,指的是在看电影过程中观众与图像之间的亲密感觉。国内学者孙邵毅指出,“基本上,看电影的行为是两个身体之间的接触,是一个相互体验和感受的过程。”此外,它是一个建构图像主体与受众主体相互主体性的过程。本文要讨论的是,在新的主流电影中,形象与观众之间的相互主体性是如何建构的?主体间性的这种建构实现了什么样的媒介效果?

“红海行动”剧照

首先,从影像本身来看,新主流电影在内容上逐渐探索了“行动拯救”的类型,在形式上形成了“民族凝聚力结构”。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他的著作《文化记忆:早期先进文化中的文本、记忆和政治认同》中指出,“内聚结构”可以通过允许人们构建一个“象征意义系统”来将人们与其周围的人联系起来。在这个“象征意义系统”中,共同的经验、期望和行为空间为他们指明了方向。“无一例外,在近年来的新主流电影中,改编后的事件原型会唤起人们对“受害者/日子”的记忆,而与现实高度相似的形象机制很容易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因此,形象唤起记忆体验,观众也在体验中回归形象,形成一种紧密的精神维度感。通过真实事件场景与观众先前经历的互动,观众被缝合到电影的叙事中,其认同体验成为一种物理反应。

其次,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看,在上述类型的风格和民族凝聚力结构中,受众的主体性受到反身性的重估和提升。自我主体性的增强与民族主体性的建构高度耦合,两者是相互建构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新的主流电影中,从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到成功拯救中国人民/正义,一系列事件形成的衔接结构为观众提供了合理的定位,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与新世纪前后的主流电影不同,《集结号》、《建军大业》、《大复兴之初》等电影试图还原历史事实。这种恢复的过程是“人性、传说和伟人”等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单向传播。没有这种历史经验/知识,观众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接受它。另一方面,过去两年的新主流电影,如《狼勇士2》、《红海行动》和《湄公河行动》,都是基于相对真实的(新闻)事件,并基于这一现实而戏剧化。此外,新的主流电影以“拯救”为行动主题,讲述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事件。也就是说,“拯救平民受害者和士兵”的叙事策略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可以想象的假设——如果我/观众/主体处于危险之中,那么国家/军队不会放弃我/观众/主体,因此家庭和国家的归属感在电影观看过程中得以凸显。因此,新主流电影在观众心理层面做出假设/前提,潜移默化地建构了人们的民族主体意识。

“我和我的祖国”海报

学术界对新主流电影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行业层面,很少涉及其题材来源和观众接受机制。作为中国电影产业美学的一个重要实践案例,《狼侠2》所代表的电影正在悄然改变近年来新主流电影的呈现结构。只有通过产业与内容的整合以及对观众以往经历的探究,才有可能规避中国电影创作的风险,从产业美学的角度粗略估计票房,真正实现电影发展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孙丽珍候东晓)

(孙丽珍,南京师范大学电影研究博士;侯东晓,中国美术学院电影研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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